2018-02-05

【立場新聞】譚蕙芸:雨傘之後,我專訪了布拉格之春發起人 (1744)


幾日前,安裕inbox我,問我是不是經常去捷克,我答是,每年都會和學生去,他才提起,布拉格之春五十週年了,他好像要寫篇文章。若不是有他提起,我才不會想起。因為布拉格之春聽下去很浪漫,但只是短暫的半年,到了夏天,蘇聯老大哥便出坦克鎮壓,我人比較悲觀,對布拉格之春的記憶,只是鐵腕暴力的那個夏天,而不是生機煥發的一月初。

安裕寫了一篇布拉格之春,讓香港文化界也關心起這段遙遠國度的舊史,今日揭報,看到楊岳橋也寫。

而我,則因為經常到布拉格,一直有讀這段歷史。人們記得的是哈維爾,或者是《生命不能承受的輕》的米蘭昆德拉,不過,我在讀了幾本書之後,驚喜地發現了另一位作家Ivan Klima(伊凡.克里瑪)。

在捷克,跟人說,你喜歡哈維爾或昆德拉,他們反應淡淡然,但跟他們說,我訪問過克里瑪,對方無不雙眉揚起,臉上表情會是:「嘩,呢個人你都識?果然識貨」。哈維爾是國際巨星,但做了總統後風評受影響;昆德拉因為離開故國,以法語寫作,很多捷克人都覺得,他離開了國家太久。至於克里瑪,一直被公眾視為有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

克里瑪少年時代,曾經加了入共產黨十四年,並加入共產黨報章做記者,父親也是共黨忠臣,可惜他看到父親被批鬥的下場,他再反思自己從事新聞採訪的一些遭遇,令他開始思考共產黨的問題。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是包括他作為共產黨員對「黨內改革」的希望之旅,不少有心有抱負的共產黨員,深信黨是可以變成更自由,更包容,更開放,亦即領導人 Alexander Dubcek 所講,「有人性的社會主義」。

蘇聯老大哥不滿意,八月驅軍直進布拉格,克里瑪和一眾共產黨員被懲罰,蘇聯扶植的管治階層,令大眾都覺得「被異國佔領」(Occupied),一群為數約一百名的讀書人,在十幾二十年堅持自己信念,即使淪為洗窗工人、掃街工人,都不願妥協。克里瑪本身有機會到美國生活,但他還是回國,繼續地下創作。Alexander Dubcek 至八九年,還讓人民有良好的印象,一個有良心的共產黨員,那時候若不是哈維爾在,他當總統的呼聲最高。

幾年前,我讀了克里瑪的自傳,然後,在雨傘完結之後,我膽粗粗找克里瑪想約他做訪問。有個「亞洲來的記者」讓他覺得訝異,但他欣然答應。我在他那間近郊的小屋,從地板到天花也是書的房間做了幾小時訪問。我們用不太流利的英語,輔以很多誇張的手語,完成了這個訪問。捷克人出名是樸素,貴為大作家,他一點架子也沒有,還經常講笑:「你看了我的自傳兩次?值得花這個時間?」

他已經八十歲,走路慢而且背很彎,但腦筋澄明,我們談得深入,談自由是甚麼,談文化人使命,談抗爭的堅定。我記得,那個下午天氣暗冷,但我的熱血卻沸騰,坐在我面前的人就像「歷史本身」,克里瑪小時候入過集中營,帶領過布拉格之春,經歷過二十年的欺壓,至一九八九年天鵝絨革命後,目睹民主化捷克的起跌至今。他以身作則表明,世上沒有英雄,地上也沒有烏托邦,回歸人性不說謊才是民主自由的起點。

安裕又問我,捷克普通人仍記得布拉格之春嗎?我說,一定知道,但是否深刻則不一定。

其實,民主不是靈丹妙藥,捷克國家兩大元首,近日皆更換了,兩人都為文化界所不喜歡。經常醉酒並批評記者的總統 Milos Zeman 再次連任,新總理 Andrej Babiš 是商家,人們覺得像Trump,兩位右翼親中親俄經濟至上的政客,把捷克帶向離開哈維爾人文價值治國完全相反路線。

克里瑪解釋:「捷克國民大都只是關心生活和民生,經濟好,大家就開心」。我提醒學生,捷克大部份平民不是哈維爾,只是少數讀書人會關心世界大事。我們沒必要美化捷克普羅大眾,有一票在手,他們也未必會選賢能。

不過,回看這篇訪問,看到克里瑪鼓勵香港人的話,還是感到觸動。

在冷戰時代,捷克和東歐多國,只能仰着蘇聯鼻息生存。克里瑪說,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

「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

文章重溫:

https://news.mingpao.com/…/ar…/20160110/s00005/1452363214736

左下照片為克里瑪年青時,右下為克里瑪與哈維爾(左前)合照,手指指着的是克里瑪。

左下照片為克里瑪年青時,右下為克里瑪與哈維爾(左前)合照,手指指着的是克里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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