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1

【關鍵評論】王陽翎:是誰殘忍?這位法官在判案之前,參考了著名的「電車難題」 (2383)


兩個只能活一個,這位法官為「雙胎胞」父母作出了艱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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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rolley Problem / BBC radio 4 Youtube截圖

塵世間,有一些人無論讀多少理論與知識,充其量只是依書直說,難以介入現實世界龐雜的討論和決策;又有一些人,平衡閱讀、思考與實踐,以思想世界支援現世之議論與決策,盼對社會福祉有所助益。

還有印象嗎?大約17年之前,有位法官在苦惱一宗「生死攸關」的判案:

一位叫名麗娜.阿塔德(Rina Attard)的母親誕下了連體嬰雙胞胎,她們被化名作「瑪麗與嬌蒂」(Mary and Jodie)。既然剛才已透露「生死攸關」四字,你們自然猜到應該是雙胞胎健康出了甚麼問題,在她們出生後,醫生判斷「連體」無法同時維持二人性命,必須短時間內決定是否施行分體手術,事後「兩個只能活一個」。

事件之所以提上了法庭,是由於身為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的父母(父親叫Michaelangelo)反對讓醫生施行手術,理由如下:

「我們無法接受甚至思考要選擇讓其中一個孩子死亡,以便讓另外一個孩子活下去。那不是神的旨意。每一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所以我們怎麼可以殺死一個女兒,讓另外一個女兒活下去呢?」

(“We cannot begin to accept or to contemplate that one of our children should die to enable the other one to survive. That is not God’s will.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fe, so why should we kill one of our daughters to enable the other one to sur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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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anctity Of Life- Mary & Jodie, Conjoined Twins Youtube截圖

醫生難以接受他們的抉擇,雙方各執一詞,最終弄得要在法庭裁決。法官不但參考了歷史上的兩難案例,還有哲學家的思考。包括:

  • 震動英國一時,幾位船員在海難後飄浮多日,身體愈來愈虛弱無助之下,最終殺害、分食成員理查.派克(Richard Parker)求生的經典案例;
  • 比利時澤布魯日港(Zeebrugge)事件,船員為了大部分人能以繩梯逃生,臨危踢開一位卡在中間無法動彈的成員,事後其他人果然順利逃離,並相信那人經已死亡,事件遭提堂審訊;
  • 參考哲學著作如何思考那經典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

法官審慎地對照這些包含「生命取捨」的案例,以衡量這宗「兩個只能活一個」的雙胞胎案,醫生施手術的立場算不算構成蓄意謀殺。經過一輪訴訟後,法庭判決應該為雙胞胎施行手術,最終手術在2000年11月7日進行,也如醫生評估生存機率的結果一致,被迫要放棄Mary的生命,只有Jodie活下來(兩年後傳媒跟進報導,Jodie的真名叫Gracie)。

事件收錄在愛德蒙茲分析「電車學」的事例之中

其實,案件牽涉的抉擇遠比電車難題來得艱難,一來再沒有「生命數量」的明顯差異,只能二活一;二來雙胞胎均屬父母的女兒,帶有濃厚的親情所在,絕非抽象、虛擬的「工人」性命。

結果,法官在迫於無奈與苦思之下, 還是作出艱難的法律及道德抉擇,裁決必須施行手術。即與其坐等二人死亡,還是要忍痛救活其中一人,而非在可預期的結果之下,不作任何判斷取捨。

上述事件包含在哲學家大衛.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剖析「電車難題」 舉引的案例之中。你或許認為,這位法官的判斷應該很輕鬆平常啊,雙胞胎之死大家也不欲見,有需要如此煩惱才能決定嗎?裁決有必要掙扎嗎?在本文稍後部分,你便會明白,世間還有稀奇古怪的想法;請暫且別忘記這雙胞胎案,最後嘗試加以對照。

愛德蒙茲近年著作《你該殺死那個胖子嗎?》(Would you Kill the fat man)是一本啟發性頗高的哲學小品,所針對的議題,正是上述那位法官需要參考的「電車學」(trolleyology)。

面對大轟炸,邱吉爾選擇犧牲倫敦南部的英國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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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ldwych tube station being used as a bomb shelter / Wikipedia

實情,愛德蒙茲為我們追溯這門學問源起,並不那麼「學院、學究味道」,不必然只有某些人很鍾情的思想實驗,或看作是概念小遊戲,而且相關年代說遠不遠,極可能跟第二次世界大戰、邱吉爾有「巧合且間接」的關聯。

相信各位最近記憶猶新,在電影《黑暗對峙》有一幕,邱吉爾面對嚴峻的大撤退難題,他取捨之下,「相信」犧牲在卡萊(Calais)的四千精銳英軍,藉死守牽引納粹德軍,可以製造更多的機會使鄧寇克(Dunkirk)灘頭數十萬英軍撤退,結果四千英軍全數被德軍殲滅;不管此戰術實際效用有多大,還是順利完成了大撤退奇蹟。

事實上,在整場英德對戰的過程中,邱吉爾經常面臨「減少性命損失」的兩難取捨,不管涉及的是英國平民抑或軍人,必須在緊急情況下盡快作出決策。

從1944年6月至9月,德軍依然密集對倫敦進行大轟炸,當時的倫敦人為了抒緩恐懼,還將那些復仇者飛彈(V1s)改了個可愛名字,叫「小飛蟻」(doodlebugs)。在這些小飛蟻狂轟濫炸期間,邱吉爾知悉一個十分好的計謀,原來,德軍前一段時期錯判了轟炸地點,以為一直成功轟炸市中心人口與設施最多的位置,實際上,許多飛彈墮落在南部幾里遠之處,雖然那裏還是有英國平民,卻遠遠沒有倫敦市中心多。於是,英國戰時內閣有了一場相當激烈的辯論:

英軍可以策動間諜,刻意透過內奸持續誤導德軍,令他們繼續炸錯, 讓市中心的英國軍民有更大機率存活。

這也是邱吉爾決策的立場。然而,國家安全部長赫伯.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大加反對,他認為南部被誤炸的地區有不少勞工階級,英國政府「憑甚麼」可以犧牲他們性命,換來市中心的人更大生存機會?難道有權力的政治人物儼如上帝可以決定人們的生死?

「電車難題」概念極可能源起二戰時期邱吉爾的戰時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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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hildren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 made homeless by the Blitz / Wikipedia

我們不難猜出,邱吉爾還是沒有理會他的反對,堅決執行計畫,令德軍繼續誤炸人口較少的區域,而且,當時一位科技顧問,即使他的父母、母校均在南部,依然忍痛支持邱吉爾的決策,甚至為這間諜計畫推算成效,預料誤炸可以拯救多一萬英國人的性命。

當然,正式的電車難題並非由邱吉爾或戰時內閣的人提出,卻是在這樣的決策氛圍下,內閣再三議論這些「取捨犧牲多少性命數量」的難題,一些那時與英國政府有所接觸的工作人員,間接知悉了這些戰時兩難決定。

戰後,部分人在美國成了哲學家,其中一人對戰時不同的事情有所聽聞,這人名叫菲莉帕.芙特(Philippa Foot),她在1967年《牛津評論》(Oxford Review)首次提出了「岔路難題」的一個初版,後來她將它收錄在散文集裏,寫上「紀念艾瑞絲.梅鐸」(“To The Memory of Iris Murdoch.”)一語,而這位梅鐸,正是芙特二戰時一起共患難的室友,她在英國財政部工作,基於一些原因有收集情報的習慣。愛德蒙茲就是因為這些線索,嘗試推斷芙特後來設想出「電車難題」的初型,跟戰時的人脈及決策氛圍不無關係。

此後,岔路難題就不斷被哲學家改編和新增,構成了今日的「電車學」。其中最聞名的第一重設問,就是經典的「轉轍器難題」(switch dilemma):

假如你面對一架失控的列車,它向前直衝即將撞死五位工人,你可以決定是否拉動車桿,把列車轉往另一軌道,這樣只會撞死軌道上的一位工人,請問你會怎樣抉擇?

為甚麼「推胖子下橋」的設問才稱得上是真正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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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rolley Problem / BBC radio 4 Youtube截圖

愛德蒙茲的書名幾乎點出了電車難題最大的爭議點,並非上述「轉轍器難題」,而是第二重設問:是否應該推胖子下橋拯救五位工人的「天橋難題」(footbridge dilemma)。而且,不管是那一重設問,作者環環緊扣在「意圖」此一概念之上,而「意圖」與「罪責」的關係,在現代法律亦屬非常重要的概念。

道理不難理解,愛德蒙茲對「轉轍器難題」的拆解,十分扼要有力。歸根究柢,拉桿轉軌的道德決定不涉及「意圖」(intention)殺人,因為你從沒有「想要」促使那一位工人死亡,只是,在當時的情境之中,你無可避免作出抉擇,儘管你預見那一人死亡的結果,但你真正的意圖是為了減少傷亡(可回想邱吉爾),令那五位工人獲救,這才是你欲見的目的。在如此情境之下,你沒有主動殺人的「意圖」,假如事後有奇蹟出現,那位工人竟然生還,你更會為他存活感到高興,正是因為你從不希望他死去。

這就是所謂「雙重效果論」(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上述那一位工人被迫困在軌道上,被動地身處在你抉擇的影響之中,他的死亡,屬於無可避免造成的「副作用」或「衍生結果」,並不是你想要殺死他。如是,區分「有意圖、蓄意」帶來的負面結果,跟「沒有意圖、並非蓄意」而來的負面結果,有、無意圖之別,成為了一個人的做法是否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重要原則。

相反,一旦涉及推胖子下橋,即使你依然是希望拯救那五位工人,可是在你抉擇期間有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面向。一方面,那位胖子若因你推下橋而死,你是利用了他作為達成目的之工具或手段,而他因此死亡,這不是在失控列車的影響之下無可避免的結果,整個情境徹底不同了,你「意圖」要胖子擋在列車前方使之停止,若不是你「意圖」推他下橋達成目的,旁觀胖子自然不必面臨死亡,他跟你一樣像個旁觀者,沒有被困在路軌之上。也正是這個抉擇陷入「意圖殺人、救人」的困境掙扎之中,方稱得上真正兩難。類似的情形若換在現實世界更複雜的處境,你的抉擇再無法迴避若干道德責任,因而極難取捨。

換一換路軌上的生命對象,亦可連帶牽涉「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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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rolley Problem Meme facebook截圖

而退一步說,純粹回到虛構的困境之中,筆者以往曾多次談及,只要嘗試將路軌上被困的「生命對象」,抹走工人的身份角色,替換了其他有名有姓、有背景的人士,兩難的困境將會翻天覆地改變,而箇中也可包含「意圖」的重要概念。為甚麼?

誠如米凱爾(Mikhail)透過虛構馬克(Mark)的設例說明這關聯。在同樣的「轉轍器難題」,假如馬克在拉桿抉擇之前,發現被困在另一軌道的人原來是自己「深痛惡絕的仇家」,即使他依然選擇轉軌,可是,事後他聲稱根本無意拯救或理會那五位工人的生死,而是蓄意順勢報仇,是天賜他殺掉這仇人的大好機會。一旦馬克清清楚楚這樣交代,整件事情叫人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又例如,那一人的軌道上,換上是愛因斯坦或同等重要的科學家,置身其中的抉擇者沒有拉桿轉軌,列車直衝撞死了五位被困的鐵路行政人員之後,強調希望拯救那位重要科學家,因為他對全人類未來的文明、福祉太重要了,那麼我們道德上可以接受嗎?

在這些不同設置之中,不是純粹抽空的概念思辨,無論你是出於仇恨抑或大局,當生命對象不同了,掌握的資訊不同了,你的抉擇便生起了意圖,而你的意圖跟他們的生死掛勾,就是這樣,我們對當中的道德判斷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談到這裏,筆者近日抽空細閱愛德蒙茲的著述時,也勾起了一些回憶。

被迫選擇犧牲一人拯救五人,是道德上殘忍的決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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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rolley Problem / BBC radio 4 Youtube截圖

多年前,一位朋友跟筆者說:「你變了,究竟甚麼時候你這個人的價值觀,變得如此(殘忍)?」

可能這句話突然嚇了各位一跳,但請放心,沒有任何兇案或不安的事情發生過。

當時我們只是在議論那個看起來很麻煩的「電車難題」,他所說的殘忍,純粹是因為筆者在第一重設問——「轉轍器難題」,認為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之下,應該要轉軌道犧牲一人,好讓那五人獲救。更甚,這一重設問未至於成為真正惱人的兩難抉擇,尤其,第一重設問根本沒有額外的資訊供我們考慮,他們只是抽象的工人ABCDEF,最終在「如此情境之下」只能訴諸拯救生命數量作為首要考慮(這種詢問對象的切入角度跟米凱爾、普列希特的觀點一致,而第一重設問是「無法得知對象」之下做抉擇;有別於愛德蒙茲只鎖定「意圖」層面)。

不久之後,這位朋友也說出了自己的抉擇,筆者聽後即陷入莫大困惑之中,為甚麼?他說不會轉轍軌道,就讓電車撞向那五人,理由是「無論任何情況,決不能以數量多少定斷生命價值」,寧願不碰那車桿、不作出反應,即使明知後果是將有五人死亡,剩下一人存活,也會這樣做。

突然之間,筆者開始對「殘忍」一詞的意思感到天昏地暗,原初以為他在說笑,怎料對方是認真的,而且是非常嚴肅的那種態度,他完全不能接受轉軌犧牲一人,換來五人獲救。

如果你們並未忘記文章開首的「雙胞胎案」,不難發現,假如我們奇幻地設想某母親誕下了「六胎連體嬰」,同樣在短時間之內要抉擇是否接受手術,又假如醫生診斷連體嬰結構後,只要犧牲其中之一,便可以順利分割五嬰存活下去,那麼,案例的概念模型會極端類近剛才的「轉轍器難題」。

若那位朋友代表母親進行抉擇,即使他並非羅馬天主教徒,按照他強調的理由:「無論任何情況,決不能以數量多少定斷生命價值」,放棄取捨生命,便會讓六位嬰孩順其自然死亡;情況猶如電車車長不碰拉桿,放手讓車直衝向前方五位工人身上。(附:假設醫生評估若不施手術,只有一位生命力最頑強的可以生存,又會如何?)

分別只在於,文首那位母親根據的是宗教信仰,而這位朋友依據的是他心中:不分「任何情況」的道德律令。並沒有考慮不同虛實情境之下,可嘗試調整不同的原則和理由加以判斷。

小總結之餘,提一條有趣的案例實驗

「轉轍器難題」確實遠沒有「雙胞胎案」那麼艱難和複雜,尤其,前者只是六位無名無姓的「工人」,沒有外貌、年齡及其他資訊供人參考,他們並非剛出生又叫人憐惜的小女嬰;此外,也不必考慮親屬是否有權基於宗教信仰,可以放棄雙胞胎的性命;更無關施手術的存活率,總之,面前只有五位及一位工人分別在兩條軌道上。可見,為「轉轍器難題」做抉擇時,沒有「雙胞胎案」那些掙扎與雜念,就是列車失控了,你剩下可以做的只是拉不拉桿轉軌的問題。只要了解愛德蒙茲與米凱爾的觀點,便明白不管是根據意圖抑或生命對象的設想,在第一重設問之中,「只有」轉轍軌道拯救五人才稱得上合符道德理性。

在那位朋友眼中,除了筆者之外,看來上述法官、邱吉爾等人,抱持在緊急情況、迫於無奈「作出生命取捨」等立場,在道德價值層面是「殘忍」的,是不可接受的。可是,真是這樣嗎?

回憶至此。最後,必須強調愛德蒙茲的分析比想像中寬濶得多,他並沒有遺漏在心理學、神經科學研究道德直覺,跟我們生活大小事的道德抉擇、價值觀有何關聯,這些關聯在近年使人們有了那些與別不同的眼界和衝擊,自然,他提及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等人的研究,更有其他豐富的補充,這確是一本不可多得、清晰有力的哲學著述。

雖然,在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一些尖銳的爭議上,筆者對愛德蒙茲部分的分析有所質疑,然而篇幅有限,唯有另擇他途分享,寧願在以下段落,分享一個有趣的實驗供各位把玩或深思:

【案例一】

某公司的副董事長跑去跟董事會主席說:

「我們現在有個新計畫,會替我們公司賺到很多錢,可是也會對環境造成傷害。」

董事會主席說:

「我知道這個計畫會傷害環境,但是我一點也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有盡可能地賺更多錢。所以,你就放手去做吧。」

計畫開始了,當然,環境也因此受害。

【案例二】

某公司的副董事長跑去跟董事會主席說:

「我們現在有個新計畫,會替我們公司賺到很多錢,也會對環境造成正面的有益影響。」

董事會主席說:

「我知道這個計畫對環境有益,但是我一點也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有盡可能地賺更多錢。所以,你就放手去做吧。」

計畫開始了,當然,也就造成了對環境有益的影響。

【問題】

上述兩個案例中的董事會主席,是否有意圖對環境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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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鄭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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