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6

【評台】沒有人伴他遠行.悼余光中先生文:沒有人伴他遠行.悼余光中先生 文:須文蔚 (409)


余光中先生驟逝,港台讀者同悲,一位文壇巨星隕落,世上難得再出現如此集:現代詩、散文、評論與翻譯兼備的大文豪了。對港台年輕讀者來說,恐怕不太清楚,余光中先生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為台港間文學思潮的交流與匯聚做出巨大的貢獻。

余光中在六○年代即對香港詩壇有所影響,不僅僅出自作品的感染力,更來自大學中講學的春風化雨,讓詩教從校園擴及到文學圈。鄭樹森就指出,1964年自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的香港僑生溫健騮,在政大時曾旁聽余光中在西語系兼課的「英詩選讀」,就深受余光中的感染。溫健騮返港後接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在1967年1月6日介紹李賀《北中寒》之濃縮。文中對李賀的推崇、希望新詩能夠調和現代和古典,與余光中隔海呼應。而另一位留學台灣師範大學的香港僑生羊城,也是余光中在英文系的學生,1967年5月5日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開始寫專欄「棖煇詩話」,也回應溫健騮,強調要掌握中國文字的特性,注意傳統格律、聲韻、響度,自古詩吸收音樂性。在在顯現出,余光中的詩學理論與實踐,通過溫健騮、羊城二位,間接在港推廣流傳。

余光中的香港歲月

余光中在1974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後,改在中文系教書,更接任過中文系主任。開設有:「中國新詩」、「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中文碩士班的「新文學研究」與「高級翻譯」。五四以後三十年間的新文學,余光中在大陸的少年時代就已經有所接觸,但在台灣受限於出版管制,仍能接觸的少數作家只有徐志摩、朱自清、郁達夫等人,七○年代的香港卻毫無禁忌,為了教學而重新閱讀新文學作品,他有感而發:「早期的那些名作家,尤其是詩人和散文家,真能當大師之稱的沒有幾位,同樣是備課,我從他們那裏能學到的東西,遠不如以前教過的『英詩』、『現代詩』和『英國文學史』,但是不成功的作品甚至劣作,仍然可以用做『反面教材』,在文學課上,教學生如何評斷劣作,其價值,不下於教他們如何欣賞傑作。」余光中在中文大學開設一系列新文學課程,開風氣之先,其後黃維樑、梁錫華也接力開設,再加上在八○年代開始學術圈重視香港文學,中文大學裏盧瑋鑾、黃繼持陸續開課,造就了香港文學教育的變化。

余光中在中文大學期間所指導的學生中,以西茜凰、王良和在香港文壇最受注目。西茜凰本名黃綺瑩,是黃維樑的胞妹,1975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英文系,第一本書《大學女生日記》由余光中作序,八○年代中期出版,寫沙田校園裏愛情故事,是香港知名的小說家。而王良和在八○年代中期畢業於中大中文系,現在是知名的小說家、詩人與評論家,詩風從余派走出,卓然成家。

余光中與香港作家

余光中在教學之餘,經常投身香港的文學活動。和台灣以副刊為主的文學傳播不同,七○年代的香港有70家報紙,190種雜誌期刊,香港辦報和辦商業一樣,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報紙大部分刊登娛樂性報道,投合讀者口味,副刊多為專欄方塊,也鮮少舉辦文學活動。余光中所參與的社會實踐,多為青年學子興辦的文藝活動。根據余光中的描述:「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兩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了好幾屆的『青年文學獎』,對香港大專和中學的文學創作風氣鼓勵很大,兩校的『文社』也經常舉辦演講會和文藝營之類的活動,以補正規文藝教育之不足,一九七六年夏天,『全港學界徵文比賽』和『突破雜誌社徵文比賽』,規模也頗大,另外一個大規模的文藝活動,是每年十一月舉辦的『香港校際朗誦節』,參加的中小學生在千人以上……這種種活動我不免都要參加,不是擔任主講,就是擔任評判。」要斷言,余光中藉由擔任評審而直接影響香港的文風,未免過於輕率,無論如何,評審的影響力往往透過評審會記錄傳播給作家,評審意見成為一種獎勵的承諾,會刺激參賽者盡量去符合評審的偏好,構成參賽者的預期反應,余派因此隱然成形,與文學獎、演講與座談散發的影響力,恐怕有一定的關係。

「沙田文學」緣起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期間,與宋淇、黃國彬、梁錫華、黃維樑、蔡思果等人相友好,余光中戲稱為「沙田幫」。實際上應當是一個沒有共同文學主張的文學社群,隨着七○年代中期的因緣際會,這批作家匯集在香港中文大學,可說是香港高等學府文學園地空前的一段花團錦簇。這群人最重要的人物是余光中,但他從未以領袖自居,也未想過成立文社、詩社。正式將「沙田幫」或「沙田文學」推向文學評論界,梁錫華與黃維樑的努力,功不可沒。梁錫華的〈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一文,界定「沙田文學」的範疇與意涵。黃維樑的〈余群、余派、沙田幫〉一文,則從出版品、教科書選集以及學術研討會等方面,討論余光中影響下的沙田文學風潮。顯見,沙田文學指涉的範圍從余光中在沙田時期的文人雅聚,擴及「凡是在沙田任教或從那裏畢業的學生,並有可觀的作品發表者,均可視為沙田作家」。黃維樑曾說:「沙田已不僅是沿河海開墾出來的一塊土地——香港的一個衛星城市;它是崇山峻嶺懷抱之中,迴響着韓潮蘇海的一塊文學良田。」

在爭議聲中保持冷靜

1974年余光中赴港後,即遭《盤古》雜誌發起的〈余光中是愛國詩人嗎?〉的批判,以及來自各方的攻擊,余光中說過:「來後不久,我的右言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可見在左翼的攻擊下,余光中的處境很艱難。台灣不少人疑惑,何以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余先生會寫出〈狼來了〉,有次楊牧提及,余先生應當沒有惡意,只是一種擔憂吧!回到文學史的現場,應當可以證實,余先生的心境確實是擔憂台灣左翼的興起。

余光中先生說過:「潮流起落,理論消長,派別分合,時而現代姿態,時而古典花招,時而普羅口號,都只是西征途中東歸道上的虛影幻象,徒令弱者迷路,卻阻不了勇者的馬蹄。」余先生是文學研究的勇者,詩人在文學上真正的影響力,遠遠還未能真正呈現,還要時間才能印證。

近年來,隨着香港文學的蓬勃發展與在地化,1980年以降「余派」與反對者的爭論,早已停息,「影響的焦慮」或許在台港都化為一股伏流。這就是經典文學迷人之處,可以抗拒風潮、時代、區域甚至語言,余先生以一生的努力豐富了台港文學,相信兩地的讀者心中都永遠會銘刻余光中的名字。

2017.12.14

(原文載於2017.12.15《明報》世紀版,標題為世紀編輯所擬,原題:台港文學傳播的大文豪:懷念余光中先生。手稿圖片及info照片由中華文化總會提供)

作者簡介:須文蔚,國立東華大學教授‧系主任(台灣花蓮)

info.余光中
福建永春人,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歷任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教授,以及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曾數度講學美洲。一九八五年起定居高雄西子灣。半世紀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入,著作凡五十餘種,其中將近一半為詩集,風格多樣,主題繁複。文學活動廣大而恆久,詩藝爐火純青,為當代文學名家。余光中才學出眾,文采斐然,始終是文壇焦點,藉由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涵養,與英美文學的專業訓練,開創出中國現代詩、文、評論及翻譯之新風貌,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著有詩集《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鐘乳石》、《萬聖節》、《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多種。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於高雄病逝,享壽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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