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05

【關鍵評論】王陽翎:美國前財長Henry Paulson:習近平試圖改進鄧小平路線..不容忍挑戰力量長久存在 (429)

首先,如實掌握鄧小平與習近平的政治底蘊,再談二人異同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長達20年,不少關切「中港關係與問題」的人已提出不同回顧反思,尤其回顧一國兩制的原意上,人人深感兩制形勢不妙。最值得一提的是梁文道的理解,他針對鄧小平「原初意願」來看一國兩制到今天「變樣」的原因,認為習近平上台後重新定位國家與兩制,既然認為保住經濟繁榮便可穩定,政改是不必要的,由此回到中國與香港政制,未來再沒必要愈走愈近,可以止步;在他眼中,這就是鄧與習的重大分別。

梁的見解被人引述最多的是這段:

「所以我一路認為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與其說是香港時間表,倒不如說是大陸政改時間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兩制要慢慢愈走愈近⋯⋯到了八八年甚至有人在官方層面大膽提出了黨政分家,現在我們在村層面選緊,到2047難道上海廣州還未能全面選市長嗎?到時取消兩制也沒問題,因為已經接軌了。」

由於梁文道把「大陸政改時間」跟有一天「上海廣州全面選市長」掛勾來談,筆者認為他錯判了鄧小平對中國、香港政制的看法,未能如實理解鄧小平真正的想法(梁的其他說法則十分值得參考)。實際上,鄧小平對西方民主、多黨制、普選等看法,並未跟習近平相距很大。我們且先回顧鄧小平「由小到大」對西方民主的說法。鄧在快到22歲的時候(1926年8月22日)如此道:

「集中的權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絕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周圍的環境變化而定。」

鄧小平自小已懷著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視民主是純粹「被利用」的工具,骨幹是集權中央的政府,而按情況才考慮添加若干「民主成分」,總之,到了他審視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形勢,他已鐵定把一切以「經濟繁榮」為依歸,只要認為「對經濟好」均可套用。

到了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接見接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時,幾乎數十年不變延伸這種精神在香港一國兩制之上:

「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定,五十年以後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鄧小平的說法前後相隔足有60年,其精神如一,那會有甚麼「到2047年難道上海廣州還未能全面選市長嗎?到時取消兩制也沒問題,因為已經接軌了」這回事?

鄧、習同樣不認同西方民主,只是鬆緊的判斷不一

以鄧這種強烈的現實主義套路,他充其量是認為香港邁向2047年之前,容許它按實際需要,「有利經濟繁榮」之下進行民主選舉,而「普選」的定義顯然是「根據情況而定」,肯定不是歐美熱烈鼓舞那種全面直選,參選門檻極低的民主制度,否則,這便等同「照搬西方的一套」來中國的一個城市。

這樣理解西方民主,其精神層面鄧小平跟習近平實在十分接近,分別只在於習近平並不相信香港人的判斷,習從心底裡就不相信香港人只要取得想要的「普選」之後,政經會持續繁榮安定,又令中港關係走向更佳的層次,他的判斷跟主流港人的判斷彷彿在兩個世界,因為習近平對「自由」的理解更傾向是為香港添亂,也認為港獨輿論/勢力正是這種自由所造成,一旦香港人眼中「普選」相當於增加自由,允許更多自由豈不是愈加愈添亂?

所以,鄧與習對一國兩制的底蘊實際差距不大,只可能是判斷形勢的眼光有分別,或許,鄧若審視今日香港的局面,即使同樣不認同港人對「普選」的理解,也不會放手,但亦會在程度上調整,比2014年「8.31框架」更鬆,至少技術處理、安撫了許多港人強烈的寄盼與訴求,點對點解決問題則可,不管你心中崇尚甚麼價值。可見,以為鄧小平長遠相信全中國逐漸走向政改下放權力,終有一日(2047)跟兩制融和為一,這想法似乎有誤解或一廂情願,正如1926、1987年鄧對中央集權及「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堅持,不可能像港人所理解那種下放權力的選舉模式,如此想法不可能被接受在中國發生。

美國前財長Henry M. Paulson精準判斷習近平的治國路向

是故,倒是近年美國前財長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在著作《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對鄧小平至習近平的政經過渡,理解得較為透徹,而且頗「眼利」推估一些未來方向,部分更能套在香港局勢之上。

他在〈黨的路線〉(The Party Line)一章指出:

「我不知道習近平的長期打算是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它肯定不會包括西方的多黨選舉民主制。他的首要政治任務是透過清理、加強和重振共產黨,來確保黨的權力和地位。那些希望看到西方式民主變化信號的人,肯定會失望。」

(“I don’t know what Xi’s long-term agenda may be,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t doesn’t involve Western-style multiparty electoral democracy. His chief political concern is to maintain the primacy and pow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y cleansing, strengthening, and revitalizing it. Those hoping for signs of Western-style democratic initiatives are certain to be disappointed.”)

鮑爾森之所以如此認為,是他多番接觸習近平、王岐山等人,察覺習繼承了鄧小平把 「一黨制」跟「經濟利益」嚴密掛勾,像習說:

「關鍵是要改善他們的生活。鄧小平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讓他們帶著別人致富。除了要把餅做大,我們還關注怎樣的分餅,使社會上每個人都覺得體制是公平和公正的。」

不過,習近平認為黨的任務及面對的問題,跟鄧小平時期確實有分別,必須做更多事情才可以確保「經濟利益」。譬如,鄧小平當時面對的是全國普遍貧窮,以及科技嚴重落後的問題,急欲實踐的是「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代化;而習在數十年的基礎之上,面對的是「經濟轉型、環境污染、貪污腐敗、貧富差距」等問題,急欲增強治理體系、能力的現代化,並設計更好的「監管與督察機制」。

雖然,鮑爾森有提及習近平「中國夢」之說,卻未有清晰把全書的要點連結起來。其實,鮑爾森在著作最初部分,從回顧鄧小平時期的政經特色,相當於說完全放下了毛澤東時期的政治信仰,也可以說「沒有信仰」。就像把國家的靈魂賣給經濟發展,富起來就是硬道理——「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而習近平提出「中國夢」,鮑爾森未有好好跟進,習的用意正是透過民族主義情緒,填補數十年以來的信仰虛空,這不只是純粹主觀愛好的問題。

當今中國不再「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拿胡蘿蔔與棍子」

歸根結底,不論從鄧小平乃至習近平二人從心底裡不認同「西方民主、價值」,同時,毛澤東時代把共產與社會主義政權,做了一個極差的示範,它無法成為抗衡西方價值的良好示範,所以習被迫選擇復興中國民族觀作為文化凝聚,也激勵官僚。在信仰虛空之下,中國並不僅僅渴求持續推進GDP,更是難以接受經濟發展速度「減緩」,否則國民難以持續忍耐其他問題,經濟發展猶如國民一切的寄望,既是興奮劑也是鎮痛劑,成為習近平上任不久後所言「能否贏得民心,事關我黨的存亡。」

亦因為如此,鮑爾森認為習近平不再面對百廢待興的中國社會,不再「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拿胡蘿蔔與棍子」。這比喻不得不謂生動,黨像主子一樣騎在驢子身上,驢子是中國社會,黨一手握有美味的「胡蘿蔔」推動社會向前,但另一手握有棍子,令百姓跟著主子的指示走——「黨不會容忍對它權威構成挑戰的力量長久存在」。

鄧小平如是,習近平如是。

現在不難明白,當英國外交大臣鮑里斯(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在七一前夕,稱《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對香港的承諾跟20年前一樣有力,及認為香港未來成功取決於相關保障自由與人權的內容。

為何中國外交部隨即「彈起」回應,陸慷強調「《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現實。」既然西方價值在中國權力者眼中無足輕重,才令人痛心一切的國家協定竟然回到帝國模式,換屆等於換皇帝,何不誠實一點加上註腳:上述協定/聲明之適用範圍及時期因人而異,敬請逐年確實一次。

這是中國最強硬的時代,也是中國最虛怯的時代。

參考資料:

核稿編輯:歐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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