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8

【端傳媒】鄧子盈:合拍片當道、生活逼人,在香港追電影夢有多苦? (1874)

林森戴住黑框眼鏡,外型瘦削,名字在香港獨立電影界不算陌生。
林森戴住黑框眼鏡,外型瘦削,名字在香港獨立電影界不算陌生。攝:林振東/端傳媒

三十歲出頭的林森,名字在香港獨立電影界不算陌生。他執導過三部獨立短片,跟一班志同道合的獨立電影製作者創辦「平地映社」,舉辦民間電影節,近年還跟一間電影公司開始商討一項電影計畫。

不過,林森坦言,在今天香港,追逐電影夢路途艱難,常常令人灰心。最近他正努力撰寫準備交給電影公司的劇本,但苦於生計,不得不分身去接宣傳片、廣告等不同類型的商業製作。

「美術、製片、收音助理、燈光助理,搬搬抬抬,我什麼都不介意做,這樣喜愛電影的話,我也要去了解每個崗位呀。」他笑著數指頭,一一數出自己擔任過的崗位,停頓半刻補充道:「但當然也是為生活。」

結果換來,手頭的電影劇本,前後寫了兩年也遲遲未完成。在電影圈打拼五年,林森最期待的,是拍攝一部講述香港故事的電影,他的電影夢,還會成真嗎?

合拍片當道,香港電影工作者往哪走?

2011年,林森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系,主修導演系。他記得,當時身邊主修攝影和音響等偏向技術型專業的同學,很快就能跟工業接軌,但導演系出身的他,卻苦無出路。

「修導演、編劇,都是很虛無的,只有一紙證書。讀完了,我怎樣呢?」

在合拍片中,許多題材是不能觸及的。這規則對有些創作人來說,可能是好玩的。但在我眼中,這些規則始終會帶來影響,因為在你的創作中,有些事提不得。

林森

在電影工業裏,若想擔任導演或編劇的年輕人,必定要投身電影公司,或以自由工作的形式擴大圈子,由低做起。以獨立電影起家的導演陳果,也是逐步擔當場記、副導演、助理製片逾十年,才攀升至導演一職。

由低做起,卻意味着日夜癲倒的工作時間表、以及壓至低點的薪金。電影製作往往需時數個月不等,為了迎合劇情需要至演員時間表,捱更抵夜份屬平常,然而有別於機器組、燈光組等技術部門,導演組工作人員多數不以日薪計算,以應屆畢業生而言,月薪約為八、九千元。

「捱,沒問題,但捱完,是不是真的有發展?」林森說。

林森憶述,在2011年畢業時,身邊主修攝影系、音響系,較偏向技術型學科出身的同學,很快就能跟工業接軌,但導演系出身的他,卻苦無出路。
林森憶述,在2011年畢業時,身邊主修攝影系、音響系,較偏向技術型學科出身的同學,很快就能跟工業接軌,但導演系出身的他,卻苦無出路。攝:林振東/端傳媒

當時在香港電影圈,中港合拍片盛行,投身電影,就必須回內地尋找機會,但林森卻不敢苟同:「在合拍片中,許多題材是不能觸及的。這規則對有些創作人來說,可能是好玩的——怎樣不提鬼,但說一個鬼故事?啊,轉成妖!但在我眼中,這些規則始終會帶來影響,因為在你的創作中,有些事提不得。」

合拍片的風潮始於2003年,當年香港政府跟中央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希望藉住協議,振興當時早已走下坡的香港電影市場。但隨着內地電影市場急劇增長,合拍程序又要先經電影局審批,才能發出拍攝許可證,為了顧及內地龐大的市場,電影開始失去自由創作空間。

林森很快認清,合拍片不適合自己:「我還是希望多說自己熟悉的、香港的故事。」

畢業後他一度沒找到什麼合適機會,索性跑到社區中心工作,打算舉辦社區電影興趣班。諷刺的是,他下了半年的心力,無人報名,相反數學興趣班、魔術興趣班的,比比皆是。

但這段經歷反而滋養了他的創作靈感。在社區中心的雜物房裏,他熬出一個劇本來:故事圍繞住一個修讀設計的女生,如何在城市變遷之中,堅持己見、追求夢想的生活。這部作品命名《綠洲》,後來成功擠身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鮮浪潮短片比賽。

經歷過在社區中心的低潮,林森反而更覺自己對創作的不捨,最終決心踏上拍攝獨立短片之路,只望以自己的力量,說出香港故事。他的作品,命題多圍繞城市變遷,討論社區重建、基層生活面貌、甚至少數族裔的困境。

香港電影抬頭了嗎?

獨立製作,真的只有拍的份兒,哪有賺到什麼。

林森

不過,拍攝了獨立短片數年之後,林森開始感覺到難以持續發展。

「獨立製作,真的只有拍的份兒,哪有賺到什麼。」他過往參與過鮮浪潮短片比賽、香港電台製作,機構所撥出的資金,主要用作拍攝用途。以他出任的導演崗位、或編劇等主創崗位成員,固然能獲得微利的收入,實質不足以支撐數個月用來創作的時間。作品放映時,也不會帶來任何實質收益。

他直言,香港沒有一個健全的獨立電影界,身邊的獨立電影製作人多數擁有副業,例如教書、或參與其他類型的製作,才得以支撐生活和創作。林森自己也不例外,這些年來,都是依靠出任不同崗位、接下不同類型的短片製作,甚至到中學教拍攝班,每月收入約一萬多元,跟一名其他行業的應屆畢業生收入相約。

話語間,林森無奈嘆道:「有時也不知道,自己除了拍攝,還會做什麼。」

相比起他畢業之時,香港電影市場近年出現了不一樣的變化:不少以「本土」為命題的電影開始湧現,頗受觀眾歡迎。

以香港網路小說為創作藍本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大收2100萬元票房;以青春、舞蹈、夢想為主題的《狂舞派》則收1300萬元票房;獨立電影《十年》雖然只收600萬元,但涉及香港政治前景的題材廣受觸目,奪下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殊榮。

於林森而言,這些現象,會否造就香港電影市場生機,或更能協助新晉導演獲得機會?

對此他顯得遲疑:「算是嗎?我真的不知道。無疑是多了機會,讓年輕導演展現自己的才華,當中也有導演不是循着從低做起的階梯。但長遠來說,是否就是香港電影回歸?這刻很難下定論。」

翻找香港影業協會的資料,分析香港電影市場過去五年的趨勢,可見香港電影產量偏低,平均每年只有53套香港電影上映,佔整體市場四分之一。而高據全年最高票房的,始終為非香港電影,例如荷里活製作。

合拍片大多口碑欠奉,但往往在香港電影中,能跟外地電影票房相比的,都是合拍片,不乏入場支持的觀眾。另外,合拍片連內地市場一起計算收益,常常收益龐大,本地市場遠遠趕不上。例如,2016年上映的《寒戰2》,在香港收逾6600萬元,內地票房高達7.64億元(即6.77億人民幣)。

林森作品的命題,總離不開城市變遷,情節包含社區重建、基層掙扎的面貌、甚至少數族裔的困境。
林森作品的命題,總離不開城市變遷,情節包含社區重建、基層掙扎的面貌、甚至少數族裔的困境。攝:林振東/端傳媒

突破困局,投身商業電影

跟林森同屆畢業的電影電視系同學,不足二十個。林森算了一下,到了今天,真正完全投身主流電影的,只有一兩個,更多的像林森一樣,四處接不同類型的小型製作,更有許多完全離開電影,投身媒體、文化或非牟利機構等行業。

而打拼五年之後,林森現時最希望突破困局。「要繼續玩獨立創作,我也負擔不來了。副業賺得不多,奔波勞碌,又損害最終創作。」他無奈地說:「無論你想做好任何類型的藝術創作,你都必須好專心去做,但同時間有了生活負擔、租金,就會分心,沒法專心創作。」

他並不是想放棄電影,只是希望能夠轉換模式,參與商業電影。「下半年,我希望寫完那個電影項目的劇本,是我給自己的承諾。」劇本寫好之後,他就能夠跟電影公司一起,四出尋找投資者。

無論你想做好任何類型的藝術創作,你都必須好專心去做,但同時間有了生活負擔、租金,就會分心,沒法專心創作。

林森

回歸創作的原點,他記起以前中學時期,積極參與社運,透過支援抗爭,親身接觸到許多弱勢社群,發現自己更希望為弱勢、或社會不被注意的人發聲。

「當時拆皇后碼頭,我們在碼頭頂度過好多個晚上,也曬過好多個日頭。但做了這麼多,碼頭最終還是拆了。我當時在想,除了抗爭、除了上街,有沒有機會能透過其他媒介發聲?」他平靜地回憶說。

他承認,自己的表達方式,也一直在改變,從前認為要力竭聲沙地喊口號,或硬要在電影中寫入關注的議題,如今他更希望以「軟性」的手法,來打動觀眾:「挑戰就在於,我怎樣將本來對這些事不存關心、甚至跟這群組對立的人,對事情有感受?」

他認為,作品無因商業或獨立而分好壞,但對他而言,這種對生活的關注,則是創作的底線:「這是我的最大動力,也是我最大的考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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