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30

【蘋果日報】李慧玲:壹錘定音:林鄭落區穿崩了 (2949)

■林鄭落區食早餐的餐廳老闆曾是汕頭市政協,被質疑造假。政府新聞處圖片

林鄭月娥當選之後一連兩日落區做親民騷。接觸市民是好事,尤其七一回歸廿年慶典迫在眉睫,民望落後的林鄭着急了,可以理解。可惜太多穿崩位。
她周二到樂富茶餐廳幫襯。熱情市民一擁而上,個個拿着林鄭政綱小冊子請她簽名。天呀,有比這個更假的畫面嗎?普羅市民不可能拿着林鄭政綱小冊子周街走,又湊巧在茶餐廳遇上林鄭出巡。而且,手執政綱小冊子的不是一個市民,是一群市民。很明顯,這是劇本一部份。這些市民即使沒有收錢,即使個個撐林鄭,但多了人工製造元素,真情都令人感覺虛假。
離開茶餐廳,林鄭親自用八達通嘟卡埋單。救命,擺明想宣示天下她學懂用八達通!使唔使找個地方買埋廁紙,完全洗底?太造作了。
我不知道林鄭團隊是否總結了周一的經驗,所以翌日落區要有安全系數較高的B計劃。林鄭周一落區多謝市民支持,路旁卻有市民冷冷回她一句:「我哋冇份投你票喎!」熱面孔遇到冷屁股,令林鄭好不尷尬。林鄭周二光顧的茶餐廳,老闆娘是做過汕頭市政協的商會主席,林鄭做親民騷期間她一直隨侍在側,貼身服務。
有線電視拍到有人用錢收買臨記出席撐林鄭集會,每個人頭盛惠600大元。林鄭回應傳媒查詢,批評做法不當,因為用錢買不到真情。說得再正確沒有,但知易行難,尤其有時身邊人擦鞋主動安排送上門,林鄭嚴詞譴責,抑或欲拒還迎,至為關鍵。
其實,落區只是形式。林鄭必須明白,曾俊華民望高企,是市民感覺他明白香港人此時此刻想要的是甚麼,引發共鳴。如果林鄭未能參透當中玄機,落幾多區,都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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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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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香港01:中聯辦「港官」買港樓 一句「So what」更添民疑 (2741)

  • 本港新盤住宅市場以「一契多伙」形式避繳「辣招」印花稅的情況,日趨猖獗,有傳媒更揭發,有中聯辦前官員亦以此方法,購入啟德的兩個「港人港地」住宅單位,更以一句「So what」回應傳媒追問。相比以「一契多伙」避稅,更令香港人疑惑的是,一個內地駐港公職人員,到底如何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更有財力斥巨資在港掃入豪宅?

啟德1號為目前唯一的港人港地項目。(羅君豪攝) 啟德1號為目前唯一的港人港地項目。(羅君豪攝)
2012年4月18日,時任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巡視員桂嵐(右一)與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等會面。(國家行政學院圖片) 2012年4月18日,時任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巡視員桂嵐(右一)與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等會面。(國家行政學院圖片)

「一契多伙」猖獗 港府明顯失職

新盤以「一契多伙」,即以一份合約買賣多於一個單位扮作「首次置業」避稅的現象,惹來公眾關注,因為有關漏洞儼如縱容炒家,不但令樓市辣招的效力大打折扣,更實實在在造成政府的稅收損失,港府對此至今仍未為所動,根本是嚴重的失職。

但更令公眾愕然的是,據《明報》報道,在云云的「一契多伙」交易之中,其中一宗是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前副巡視員桂嵐,在今年1月斥資約1450萬元,掃入兩個啟德的住宅單位。要知該樓盤屬於「港人港地」項目,現屆政府在2012年推出此政策的原意,是優先照顧香港人的置業安居需要,並在地契條款中,加入30年內只可售予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限制。因此,這宗個案的關鍵問題是,一個來自內地的中聯辦的官員,為何會成為了香港永久性居民?

延伸閱讀:【樓市狂潮‧拆局】啟德1號呎售3萬 癲價效應恐波及東九龍樓價

事實上,中港之間對內地駐港機關派駐人員的身份問題,有嚴格的限制。在回歸初期,有鑒於部分內地機構駐港人員在港工作7年後,以「通常居港」滿7年為由,私下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甚至出現內地貪官借港人身分捲款外逃的案件。因此,中央自2001年起,已在內地駐港人員的通行證上,加注「持證人系國家公職人員,受委派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在此期間,持證人不得申請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具體說明。

中港早已修例 限駐港人員取居權

至於港府亦在同年修訂入境條例,規定以公職身份在港工作的內地人,將不會再被視為「通常居港」,無論他們居港多久,也不能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當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曾向立法會解釋,受國家委派以公職身份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公職人員,包括中聯辦的人員,不應被視為通常居住於香港,因為正如領館人員和香港駐軍成員一樣,這些內地人員是因為公職身份而調派至香港,當局無意讓他們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且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定,這些人員在香港工作期限屆滿後,必須返回內地。

  • 受國家委派以公職身份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公職人員,不應被視為通常居住於香港……這些內地人員是因為公職身份而調派至香港,有關當局無意讓他們成為香港永久人口的一部分。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規定,這些人員在香港工作期限屆滿後,必須返回內地。--2001年11月,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立法會上就《2001 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的說明。

延伸閱讀:啟德1號(II)加推提價1.5% 876萬入場 港人不吃不喝45年才儲夠

中聯辦。(資料圖片) 中聯辦。(資料圖片)

這項政策,正好說明中央原則上應該不允許內地駐港人員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更曾有說法指,當局曾要求此前已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內地駐港人員,必須在限期內申報、放棄此資格。在這項政策之下,到底今次掃入了兩個「港人港地」單位的中聯辦前官員桂嵐,是在甚麼時候、以甚麼形式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分?她是否曾就此作出申報,是否已獲得相關的批准,又或中聯辦是否得知此情形?

港人滿腹疑問 誰會詳細解答

同樣惹人關注的是,桂嵐為何會有能力購買以千萬元計的住宅單位?到底是她個人理財、投資有道,多年來累積了豐厚的個人財富,於是有能力在香港置業,在樓價物價俱高的香港享受優渥的退休生活;還是她的親友借助其香港永久居民、首次置業者的身分,購買上述兩個物業?但無論如何,在香港樓價不斷飆升之際,有能力斥資千多萬元置業,已教不少深受高樓價、高租金之苦的港人羨慕不已。

只是,就算香港社會對這宗中聯辦「港官」購買「港人港地」物業的事件有再多疑問,又有誰人會站出來,對着香港市民與內地民眾,公開地把這件事說個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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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廖詩颺:讀博士如同修煉《葵花寶典》?一條七難八苦之學術路 (5916)

  • 博士學位乃眾學位之極,由於香港讀書風氣極盛,莘莘學子,無不趨之若鶩。港大教授陳文敏,早年以非博士之身,競逐副校長一職,便被校務委員李國章譏為學歷不足,沒資格任職。可見一頂圓帽,何其重要。

  • 不少香港政界人物,在百忙之餘,仍然篤學不倦。如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於苦讀之下,成為夏威夷格林威治大學博士;另一議員鍾樹根則負笈倫敦南岸大學攻讀博士;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則往華中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在下每逢念及香港公職人物,服務市民之餘,仍如此醉心學術,都不免心下感動,淚濕眼眶。

陳文敏副校風波,足見一頂圓帽何其重要。(Getty Images) 陳文敏副校風波,足見一頂圓帽何其重要。(Getty Images)

曾經有人說過,要走一條學術路,就像修煉《葵花寶典》。最難過的是第一關——申請博士。只要獲得獎學金讀博士,第一關打通,其餘自然迎刃而解。此等說法,其來有自。申請博士學位(及獎學金)確實艱難。不少學子耗費多年光陰,發過無數冷電郵,考過多次TOFEL和GRE,甚至為累積發表量,做過幾年研究助理,仍然無法申請成功。特別是英美名校的博士學位,通常都要與全球每年數千名申請者競逐,而取錄率或許只有5%,自非等閒之輩可以成功。

這第一關,無疑難過。但若謂申請成功之後,前途便一片光明,卻是一個極錯誤之觀念。愚見以為,成為博士研究生後,實是一切噩夢之始。為糾正觀念,本文旨在探討博士生之前路,及提供一些數據,讓有志投身學術者,及早有心理準備,認清現實。走一條學術路,並非是練《葵花寶典》那麼簡單,那是直如唐僧取西經,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方能修成正果。

博士學位死亡率高 修讀10年大有人在

眾所周知,修讀博士學位很難畢業,其難度比學士與碩士學位高出甚多。修讀學士與碩士,年期一般有限,如學子投入足夠的時間與心力,大多能夠畢業;但修讀博士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史丹福大學著名英語教授蔡斯(William Chace)在其回憶錄《One Hundred Semesters My Adventures As Student, Professer, and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What I Learned Along The Way》憶述,在1960年代,進入研究院修讀博士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大部分人都接受自己無法畢業。他在1961年進入加州大學帕克萊學院(UC Berkeley)英語系,該年有120個新博士生,最終只有12人拿到學位,死亡率達九成。時至今日,死亡率雖然有所下降,但仍是投資巨大,風險不低。

以香港學子趨之若鶩的英美大學為例,每年都有大批博士生輟學。根據由美國研究院議會(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資助一個長達12年的追蹤研究,近年美國大學博士生10年內畢業的比率為57%。換言之,還是有近半人無法畢業。當中人文學的畢業率最低,只有49%;而工程學畢業率則最高,達64%。英國的情況似乎比美國稍佳。根據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於2013年的統計,約有72.9%的全日制博士生能在7年內畢業。當中生物科學的畢業率最高,建築學則最低。如將修讀年期提升至25年內,博士畢業率亦會上升至80.5%。要注意這只是全日制學生的畢業率,並非整體畢業率。英國兼讀博士生的畢業率約為全日制學生的一半而已。

此外,修讀年期長也是博士學位的特徵。根據上述兩個統計,主流美國學生需費6至7年完成一個博士學位,而英國主流則是4年,不過動輒耗費10年青春者亦是大有人在,能夠3年內畢業者,僅為5%而已。下圖為美國博士學位的逐年累積畢業率。從圖中可見,香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博士在兼讀之下,只需26個月便完成夏威夷格林威治大學的博士學位,實乃學術界翹楚。吾輩中人,無不景仰。

美國博士學位逐年累積畢業率。(資料來源:美國研究院議會) 美國博士學位逐年累積畢業率。(資料來源:美國研究院議會)

英美學制的差異,是兩地畢業率和修讀年期不同之主因。美國學生讀博士前一般只有學士學位,他們普遍需花1至3年時間去修課,然後通過考核成為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或俗稱的「獨欠論文」(All But Dissertation,ABD),之後才專注研究和撰寫論文。在英國的大學,博士生大多不用修課,可以立即開始其研究,皆因他們大多擁有碩士學位(雖非取錄要求)。由於起步點不同,令英國博士生輟學風險較低,而且修讀年期也較短。

此外,文化差異和現實考慮亦影響修讀年期。美國學生並不急於畢業,因為大學通常都會提供獎學金予博士生。這筆錢耗盡後,擔任助教和研究助理也能賴以餬口,不少博士生甚至在這段時間成家立室。鑑於學術界就業環境日差,一眾美國學生認為畢業等於失業,所以也有「求職未竟,不可畢業」一說,覓得工作才畢業方為上策。另一方面,英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實行緊縮政策,大幅削減教育開支,大學對研究生的資助不多,一般只提供3年獎學金予本土學生,海外學生通常不獲資助。加上擔任助教的收入也只是杯水車薪,所以非盡快畢業不足以餬口。非但如此,近年一些大學因資源緊絀,實施修讀年期限制(例如最多5年),逾期無法繳交論文便會被逐出校門,因此英國學生的畢業壓力普遍較美國學生為大。

英國學生的畢業壓力普遍較美國學生為大。圖為英國牛津大學拉德克利夫廣場。(視覺中國) 英國學生的畢業壓力普遍較美國學生為大。圖為英國牛津大學拉德克利夫廣場。(視覺中國)

學術研究壓力極大 精神受損者眾

然而博士學位修讀年期長與畢業率不高也僅為表面數字而已。研究生實際遇上的困難,是無法從數據反映出來,亦不足為外人道。這些困難日積月累,便會形成龐大壓力,壓倒不少莘莘學子,最終損害其精神健康。加州大學帕克萊學院曾於2005及2015年為博士生的精神健康做了一個詳細研究,結果顯示,有47%的博士生患上抑鬱症,更有10%想自殺。2003年另一澳洲研究發現,學者患精神病的機會,是普羅大眾的3至4倍。

究竟讀博士為何會大損精神健康?學術研究是追求人類之終極知識,要求極高,自不待言。有些人苦思一個難題,可以絞盡腦汁,長期足不出戶。研究苦無方向、提出的研究方法不可行、無法找到數據支持提出的理論、數據證實理論效果不如預期、投注大量時間研究後才發現相似理論早已發表等,皆為博士生常見之困難。學術研究是一門極為專精的遊戲,尋求真理的過程也非常孤獨,全球同一範疇研究者或不足百人,當研究遇上困難,能協助解決或僅參與討論者,除導師外,寥寥無幾。甚至博士生對研究題目之了解,比其導師更深入,也是司空見慣。如導師也苦無良策,最終亦只能依靠自己解決,那種孤獨與無助,旁人自是無法理解。

除此之外,博士生面對的財政壓力也不容小覷。現時無論在香港、新加坡、英國、美國主流的大學,博士獎學金一般也包括約10,000多港元的生活費(某些美國長春藤大學可達20,000多港元)。這筆錢減去房租後,生活實非充裕。如前所述,能闖進研究院者,俱非等閒之輩,不少人自視頗高。如投身職場,理應不難平步青雲。但在研究院待上數年後,目睹同輩朋友逐漸購房買車,成家立室,自己仍然每晚在研究室天人交戰,內心自不免掙扎。特別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交納論文,有些人會自覺蹉跎歲月。年紀尚輕者還罷,如年過30仍是彼岸遙遙,讀了6年仍在拿數千港元之補助,難免日益焦慮。有人因此感到很大壓力,有人半途而廢,實屬常見。英格蘭高等教育資助議會的統計顯示,25歲前入學的博士生,較之30歲後才入學者,畢業率高了16%,可見現實壓力影響之大。除此之外,如欠缺獎學金,財政壓力更非一般人能承受,很多人因此被迫中途放棄。上述英國統計亦指出,不獲獎學金的博士生,其畢業率比獲獎學金者低了21%。

博士生的社交與家庭壓力,亦往往被社會忽視。研究院內充斥毒男剩女,可謂常見現象。不少人只懂埋首研究,不善交友,導致年屆而立依然孑然一身。最近英國傳媒報道,名校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物理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哈勞特(Christopher Harrold),竟在家中自瀆至死,十分悲壯。網上一些爆紅的文章如《只有與博士生戀愛過才明白的24個掙扎》,還有美劇《The Big Bang Theory》都生動地描述過他們在一段關係中的言行特徵。今年有人研發一個專為博士交友而設的手機程式OnlyPhDs,便是針對這個龐大的毒男剩女市場。或許開發者也是過來人,親身體會過此等辛酸。說到婚姻與家庭壓力,還幸香港社會比較西化,當代人亦普遍遲婚,所以婚嫁壓力對港產博士生影響尚不算大。但不少來自傳統家庭觀念較重的地區之學生,例如日本、印度、中國大陸等,很容易因家人或自己之催婚壓力而煩惱,當中尤以女性研究生為甚。最後因此而放棄研究者,絕對不在少數。

上述之困難與壓力,也僅為一些常見現象,其餘難以一一詳述。不少人抵受不住這些困難,便會萌生去意。但一個學生耗費莫大心力和多年光陰去修讀博士,不幸無法畢業,如何是好?這是近年學術界不斷探討的問題。遺憾現時無論大學或職場,對輟學的博士都缺乏支援。其多年研究生涯,經歷雖珍貴,但未必能獲他人認同。不少人重投職場,發覺缺乏工作經驗,要從低做起,而同級者的年紀都比自己小,自然難堪。所以曾有人建議,應增設一個等級高於碩士的學位,能讓無法畢業者取得這種學位離去。大學亦應有配套,讓持有這種學位的人從事某種教學和研究之職位。也有人提出,應為博士生提供職業培訓,即使他日無法畢業,也能投身職場,覓得合理職位,不至浪費人才。不過這些建議都僅止於討論,輟學者至今仍只能自求多福。

讀博士的孤獨與無助,旁人難以理解。(視覺中國) 讀博士的孤獨與無助,旁人難以理解。(視覺中國)

畢業後教席難求 終生職屬鳳毛麟角

一個研究生最後排除萬難,成功畢業,絕非易事。這本應是人生一大成就,應該趁機速離學術界,去闖一片新天。例如去從政選議員,掛上博士的頭銜,也可增加幾張選票。奈何大部分學子都看不開,意圖在學術界建立事業成為大學教授,所謂學而優則教也。然而今日之學術界已非30年前,就業前景益見堪虞。愈來愈多人擁有博士學位,但教席之增幅卻遠遠落後。所謂經濟規律僅一條,就是「供求」;在僧多粥少下,教席之待遇只會愈來愈差。

根據美國百年雜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高級副總編輯威士文(Jordan Weissmann)在2013年整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數據顯示,美國新晉博士的就業前景在20年間每況愈下。1991年有51%的博士能在畢業時找到工作,但2011年已下降至37%。雖然獲聘者減少,但從事博士後訓練者卻大增,顯示各大學都熱衷於開設一些廉價的研究職位,來招攬血汗工人生產論文。在1991年只有19%人在畢業時會進行博士後研究,到2011年時已升至28%。那究竟有多少新晉博士能如願以償,找到大學教席呢?數字顯示,在1991年能覓得教席者有23.2%,2011年時則下降至19.4%。單看數字,降幅貌似不大;但如諸君以為學術界的就業環境在20年間並無大變,便是大錯特錯,因為今日「教席」的水分其實早已大幅增加。

幾十年前在大學教書,可謂薪高糧準,是鐵飯碗。但時至今日,學術界充斥大量低薪與不穩定的兼任教席。這就是美國學術界所謂的「兼任危機」(Adjunct Crisis)。《紐約時報》在2014年曾經報道一位紐約默西學院(Mercy College)羅曼語學兼任教授車拉索里(Mary-Faith Cerasoli)的故事。由於薪金極低,她被迫要領取食物券與政府救濟金,及以自己的汽車為家,夜間只能在學校的體育館梳洗。加上學校只提供公共辦公室予兼任教授,且不許在下班後遺下物品,她惟有以自己的汽車為辦公室,甚至在此會見學生。車拉索里的例子容或極端,但根據《福布斯》在2015年的報道,美國有超過一半的兼任教授年薪少於35,000美元(即月薪約22,750港元),與年薪62,500至76,900美元的終生職系助理教授相較,收入僅約一半而已。薪金低其實也只是問題之一,兼任教授不少是以時薪或授課數量計薪,合約期短,亦沒有晉升為終生職系教席的階梯,可謂毫無職業保障。

根據《福布斯》在2015年報道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數據,在1975年,終生職(Tenured Faculty)與終生職系(Tenured-Track Faculty)的教授,佔整體57%。其餘為兼任教席,包括非終生職系(Non-Tenured-Track Faculty)與兼職(Part-Time Faculty)教授。到2011年,兼任教席已經遠遠反超前者,達70%。下圖為各種教席在36年之間之比例變化。

各種教席在36年之間之比例變化。(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各種教席在36年之間之比例變化。(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而根據《大西洋月刊》引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報告,2014年兼任教席已經達到76.4%,與2011年相比,情況似乎不斷惡化。非但如此,若以為今日一個年輕學者覓得教席,有四分之一機會是終生職系,便是天大誤會。76.4%兼任教席這個比例,是指整體而言;由於學術界還有很多工作多年的終生職系教授仍未退休,所以這個比例才不至太高。對一個新晉學者而言,現時去尋覓教席,其實大多數空缺都是兼任職位。終生職系的教席,有如鳳毛麟角,亦會吸引大量學界精英競逐。

英國之情況又會否比美國為佳呢?雖然整體數據難求,但英國王家學會(Royal Society)曾於2010年發表一份報告,也可讓人一窺端倪。報告刊載一個長期研究,追蹤英國科學博士之職業前景。研究發現,有53%之科學博士在畢業後離開科學界,並無從事科研。餘者有17%進入非大學科研機構,包括政府和私人企業。剩下的30%會在畢業後留在大學從事科研,即所謂博士後也,但當中的大部分(26.5%科學博士)會在工作數年之後離開大學,放棄科研或投身非大學機構。只有小部分(3.5%科學博士),會成為大學教員(英國稱為講師,與美國終生職系助理教授同級),當中極少人能最終成為正教授(0.45%科學博士)。3.5%這個比例,與美國就業市場之景況不遑多讓,顯示兩地競爭俱激烈異常。

應許地已面目全非 學術生涯應否開展?

當一個博士經歷七難八苦,突破重重困阻,到達美國學界所謂的應許之地,成為終生職系教授,那是否便達成夢想,前途一片光明了?相信問任何一個每刻都在「發表或滅亡」的年輕教授,都會報以搖頭苦笑。還是那一句,現在已非30年前,供求有所不同,大學追求的目標亦南轅北轍,應許之地早就面目全非了。不過此乃另一番故事,篇幅有限,且表過不贅。

讀與不讀?不少好學青年皆有此問。按吾友沈旭暉所言,就是「千祈唔好咁睇唔開」;還謂如果有人為這種職業生涯而奮鬥,實在是無可救藥。如純粹比較投資的時間、心血、金錢,還有需承受的壓力,成功之難度,失敗之風險,與最終的待遇回報,也會知道沈大師所言非虛,正常人都會覺得不值。投身其他行業,以讀研究院之時間去打拼幾年,或許難度更低,回報更佳。不過多年來,在下耳聞目睹一眾以此為志之青年,都不會被這些言論嚇退。他們不屑量化得失,總會侃侃而談形而上之回報。爾等老人家嘮嘮叨叨,滿口銅臭,俗不可耐,自不會明白少年追求真理之心。更何況本城上至大學校委,下至販夫走卒,都是敬學位而不敬學問。一頂圓帽,還是戴了為佳。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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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9

【關鍵評論】周雪君:墨西哥富家子被控性侵判無罪 法官:因為他進入她身體時並不享受 (1343)


墨西哥一名富家子被控綁架和性侵一位女同學,當地法官裁定他無罪,理由是「他進入她身體時並不享受」。

21歲的Diego Cruz生於墨西哥南部海港城市Veracruz一個顯赫家族,他被控於2015年1月,聯同另外3名同學綁架和性侵一名當時17歲的女同學。4人被當地媒體稱為Los Porkys,除了Diego Cruz之外,當中兩人亦被控性侵。

法官Anuar Gonzalez表示,雖然Diego Cruz觸摸了受害者的乳房,並以手指插入她的陰道,但認為Diego Cruz沒有性交意圖,過程中也沒有享受,他當時的行為是摩擦不是性交。法官Gonzalez又指,受害人雖然是被強行拉進一輛車內,但她當是並非完全無助。

受害人父親原先不願報警,在接受New Yorker訪問時表示告上法庭也沒用:我知道當局一定會令我們失望。不過,後來事件惹起公憤,愈鬧愈大,受害人父親最後還是報了警,並自行拍了短片放上網及接受媒體訪問,又向4名被告的家人寫公開信說道:你們都是共犯。他對其中一名被告的父親——當地一位政客提出質詢,「你的女兒跟我女兒同齡,你女兒的快樂何價?」

Diego Cruz曾回應指:「亳無疑問事情是發生了,我們犯了錯。」不過,4人後來寫公開信否認所有指控。

Diego Cruz嘗試逃到西班牙,去年在馬德里中部被警察攔截後引渡回墨西哥。這次他獲無罪釋放,引發群眾憤怒,指權貴凌駕法律。

「他摸過她,進入她的陰道,但他不享受,所以就不是性侵性虐待,這是什麼話?那根本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那可不是瘋子的話,那是出自法官之口,他就是說,即使他們違反女人的意願進入她的陰道,也未必構成侵犯。」性別維權人士Estefanía Vela Barba在接受英國《衛報》訪問時說。

受害人在事發後15個月打破沉默,在社交媒體發帖文諷刺法庭的裁決 : 「我沒有什麼要悔悟的。我去了派對,喝了點酒,也一如其他同齡女孩,穿了短裙......而我竟然要為這些被論斷?為了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活該嗎?」

這只是海港城市Veracruz罪案滿城的其中一例,當地販毒綁架罪無日無之,過千名女性失縱,本月初就發現250具人體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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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馬嶽:每一次「選舉」,都可帶來一次倒退 (4995)

林鄭月娥勝出特首選舉後,與丈夫林兆波以及長子林節思一同合照及見傳媒。
林鄭月娥勝出特首選舉後,與丈夫林兆波以及長子林節思一同合照及見傳媒。攝:陳朗熹/端傳媒

特首選舉劇目閉幕,究竟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曾俊華是最大的贏家

曾俊華自然是最大的贏家。他輸了權位,但贏了群眾支持。作為政治人物,這兩個月可說把他捧上了人生的最高點。很多人對曾俊華的熱潮大惑不解,我覺得這熱潮主要是因為他在這個時空盛載了某種希望,很多香港人想帶來改變的希望。這種希望的內容不很清楚,他可以怎樣達致這希望的路徑也不清楚(希望很多時都是這樣的),有時看來這種希望有點虛妄,如同絕望一般的虛妄,但在後雨傘的失落無助和不少人對香港前景的悲觀情緒中,他整個選舉工程的確成功讓很多人有一種寄託,有一種「仍然會相信,這裏會有希望」的寄託。

如果用他的智囊羅永聰的說法,"It’s about how people will remember you",他當不上特首,其實是一種對他個人而言最好的結局,因為他可以停留在某個想像,某種希望,讓很多支持者腦海中有一個 ”what if” 的想像。反之,如果他真的當上特首,我看不到他怎樣可以真的讓支持者願望成真,希望和個人形象都可以很快破滅。

林鄭輸的可不小

林鄭贏了權位,但是輸了。輸的可不小。篇幅關係,這裏只寫一段。

林鄭兩個月的「選舉工程」帶來的,差不多都是負面形象和聯想:高高在上不諳民情、不聽民意和反對聲音、和年輕人距離很大。更重要的是連本來「好打得」的「能吏」形象也大大受損。她在整個選舉過程不斷犯錯,不斷說錯話要在下一階段補救,如果是踢足球大家都會懷疑是「打假波」,反映她沒有公務員系統支持個人能力有限,無法帶領一支團隊打一場仗,也無力自行爭取公眾支持。最後階段前高官的匿名公開信,更令很多人對她是否好的領袖有很大質疑,相信是中央所始料不及。「選舉工程」的不濟令「中央信任」成為唯一選委支持的理由,徹頭徹尾暴露制度欽點的本質,也部分拯救了民主派。

進退失據的泛民

這本來就是一場「死馬當活馬醫」,「不做白不做」的抗爭,不須期望過高,但過程中有很多人樂此不疲的就各種策略互相指摘,希望透過看見別人不成功來證明自己正確,抽離一點看其實相當無謂。

泛民其實是輸家。話說在前頭,要在這小圈子選舉中推進民主運動,本來就是很困難的,沒有很好的成功方略。從董建華年代(97年和02年)的全面杯葛,到由梁家傑(07年)和何俊仁(12年)參選,到今次不參選主要支持曾俊華,都沒有什麼方略可算是有用的。你說要突顯小圈子選舉荒謬,我這個年齡的人會說有沒有搞錯,還用再去突顯小圈子選舉荒謬嗎?何況這種荒謬是不用你去突顯的,他們會自己做給你看。

這本來就是一場「死馬當活馬醫」,「不做白不做」的抗爭,不須期望過高,但過程中有很多人樂此不疲的就各種策略互相指摘,希望透過看見別人不成功來證明自己正確,抽離一點看其實相當無謂。

從推進民主的角度看,泛民的失敗不是因為曾俊華輸了(本來大家就不應期望泛民支持的人在這制度下會選上特首呀),而是今次泛民在道德高地原則和務實政治策略之間進退失據。我相信很早泛民主流便希望透過支持曾俊華當選來製造更寛鬆政治環境,以致提高下一階段重啟政改的可能性,但沒有勇氣真正站出來這樣說,結果論述和策略都說不清楚,並且製造了相當的分裂。

政治文化的倒退

政治文化上,對民主運動而言今年是一種倒退,因為整個過程引領人把希望寄託在某種「明君政治」上,希望習大大體察民情聽到香港民意願意和解,然後欽點曾俊華;希望曾俊華個人可以修補撕裂和推動改革(說好的「換人換制度」呢?),甚至變為希望《成報》和《大紀元時報》是可靠的傳媒,希望大量建制派商界選委會在投暗票時「按良心投票」和違背北京意旨(比這更虚妄的希望實在不多了)。民主運動的主體——群眾,反而被忘卻,最後由曾俊華部分接收。

有人說泛民要「造王」,他們真的成功「造王」了。曾俊華當然沒有贏,但整個過程把他造成了「王」,變成了香港民主改革的希望,但整個選舉中,反8.31框架、反23條、真普選以至各種民主派的民生政策訴求,都差不多完全失蹤。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最後階段還「出圖」說三名候選人都沒有承諾撤回8.31,令人啼笑皆非:那為什麼你不派人參選,又冷待長毛搞公民提名,到最後又埋怨呢?反而把180提名票給不是民主派、沒有提真普選,到現在我仍然搞不清楚策略上有何功能的胡國興呢?

或多或少,曾俊華和林鄭都部分拯救了泛民。林鄭的不濟事和曾俊華民望工程的成功,都令泛民 all-in 變成較合理;至於錯失的推進民主的機會,我們可以安慰自己:這從來都不是什麼機會。

建制派不同集團其實都是輸家。五年前,不少本地商界敢於違抗北京意旨,繼續投給唐英年,引來不少「有骨氣」的讚賞。各土共集團如工聯會到最後階段轉軚支持梁振英,仍然可以解說是因為民意所向。五年後兩樣都不存在了。本地工商界大部分人和中聯辦組成非神聖同盟支持林鄭,已經喪失反抗的能力和意志。各土共團體在長期等待老爺點燈,最後說來說去支持林鄭只是因為中央信任,變成只是為北京執行欽點的工具(你會說:從來都是啦,不過這次更難看而已)。林鄭最後的民調支持跌低於三成,已經低於建制的基本盤,他們可能已經流失部分「淡藍」的支持。

劣幣驅逐良幣的制度

回歸20年,第五任特首,香港人可能只是想要一個能通過「黃子華測試」(註一)的特首,至今還未有遇上。

曾俊華不單是通過了這個測試,而且還是一個可以得到群眾歡迎和支持、寄託希望與淚水的前政府高層。更厲害的,是他在沒有中央和政府支持,沒有成型政黨或參政團體支持下,做到了這一點。

我想,這應該就是他不會成為特首的重要原因了。

中國政府並不想香港有一個極受群眾歡迎、一呼百諾、民氣極盛、可以團結大多數香港人、不同階層和不同政治光譜都可以支持的特首,特別是在沒有中央支持的情況下,可以凝聚到這樣的支持。這樣高支持的人,挾民意反中央豈不是很麻煩?

特區政制的設計,不利有個人魅力的政治領袖出現。各種選舉制度的設計令管治權威和權力零碎化,也不鼓勵有社會基礎深厚的執政黨出現,目的是保證操控權力繩索的源頭,最終會掌握在北京或中聯辦的手裏。由上而下的政治控制需要,比有效管治更重要。

這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社會和制度,在這次選舉中暴露無遺。不懂爭取公眾支持的當選了,原因是她沒有公眾支持只能靠阿公支持。在21世紀的開放國際都會,管治的威望靠的是權威(authority),要人民心悅誠服。政治控制需要先行,凌駕民意民情和社會需要,特首難以建立其威望,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會由上而下的慢慢滲透到政府和社會的不同角落。每一次「選舉」,都可以帶來一次倒退。

(馬嶽,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選舉及民主發展)

註一:黃子華說:「如果你可以不帶保鑣一個人走入一個大型屋邨,然後能安然走出來,你可以做特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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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香港01:新盤熱銷顯辣招漏洞 狠摑政府兩巴掌 (3482)

  • 戰情緊湊的特首選舉終在周日完結,但更加熾熱的,其實是一手新盤的銷情。縱使政府於去年底高調為樓控加辣,對非首置用家課徵樓價15%的印花稅,但這項辣招竟未限「首置」購買單位的數量,於是出現一次過連掃15伙的「首置」個案,令辣招形同虛設。對於如此荒謬的政策漏洞,政府既要問責、更應該馬上堵塞。

西九龍南昌站匯璽於本月中旬首度開售,吸引大批買家輪候。(梁煥敏攝) 西九龍南昌站匯璽於本月中旬首度開售,吸引大批買家輪候。(梁煥敏攝)

投資者無懼辣招 錢多人不傻

近期多個新盤銷情熱爆,令正高燒的樓市更火上加油,若細看一手新盤銷情,更可見當中出現一個離奇現象,就是一些發展商的主要銷售對象之一,是一次過掃入多個單位的買家。但去年11月,港府才將非首次置業者購房的印花稅,大幅上調至樓價的15%,透過重稅驅逐樓市投資者。在這項辣招之下,為何發展商仍會以投資者作主要銷售對象?

當然,當中不排除一些資金多得「唔志在」15%重稅的富戶大手掃貨,但更可能的情況是,原來印花稅辣招存在重大漏洞,就是政府所界定的「首置」,並非以個人購買了多少個單位計算,而是以有否簽了超過一張買賣合約來算。簡而言之,只要購房者名下沒有物業、或以沒物業的親友名義簽約,就可以和地產發展商商議,以同一張合約大手掃入多個住宅單位,也算「首置」避過辣招。

樓控如泥牛入海 違政策原意

這個情況,早在去年11月初辣招公布後不久已經出現,但當時只是較低調地進行,不過近期不少發展商與投資客紛紛有樣學樣,明目張膽地進行這類「一契多伙」的新盤交易。有傳媒更揭發,最誇張的例子,是有「首置客」斥資1.45億元,在一個啟德新盤連掃15伙。地產商與樓市投資者的肆無忌憚態度,可謂對香港政府狠狠地摑了兩巴掌。

第一巴掌,是摑向政府的樓控辣招。政府推出辣招的政策原意,是進行樓市需求管理,在不影響有自住需要的首次置業之下,對購買多於一個單位的投資者,透過寓禁於徵的方式逐出市場,以壓抑樓市需求,為樓價降溫。

然而,新盤銷售「一契多伙」的情況日增,正正反映樓控辣招出現極大漏洞,令其效力大打折扣,甚至幾近形同虛設,政府高調推出的樓控措施,在善於鑽政策空子的地產商與投資者面前,根本仿如一紙空文。

大搖大擺漏稅 政府豈能放任

第二巴掌,是摑向政府的稅收制度。印花稅辣招的作用,除了是設法緩抑樓價升勢,更可為政府帶來稅收充實庫房,將資源重新分配至有需要的市民手上。更何況,經常高喊結構性財政赤字即將「狼來了」的政府,理應有極之嚴格的稅收管理,確保其收支穩健。但是,這種「一契多伙」的交易,根本無異於漏稅行為,而且更是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大搖大擺地進行。

試想,若以現時新盤動輒要500萬元入場來計算,投資者每多購一個單位,本來應繳樓價的15%,即75萬元的稅款,但以「一契多伙」扮作「首置」客,每個單位只要交樓價3%即15萬元的印花稅,意味政府每個單位少收多達60萬元稅款。以「一契多伙」近乎成行成市的情況來看,政府白白少收的印花稅金額恐怕相當巨大,據悉有豪宅新盤的「一契多伙」成交,合計漏税金額可能上億元,這根本是嚴重失職。

官員應該問責 特首有責難辭

印花稅辣招竟然出現如此離譜的漏洞,負責此項政策的官員實在難辭其咎,要問責的固然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以至當時仍是財政司長的曾俊華。但是特首梁振英亦不能置身事外,猶記得去年11月政府公布辣招時,罕有地由梁振英主持新聞發布會(當日曾俊華更煞有介事地拋下一句「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的金句)。既然梁振英親自掛帥公布辣招措施,他對這項政策就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梁振英本身是一個熟悉樓宇買賣程序的專業測量師,為何他會容許這種不可原諒的政策紕漏出現?

除了釐清造成「一契多伙」政策漏洞的責任,政府更應亡羊補牢,看看能否透過行政措施,盡快堵塞。如果需要經過立法程序才更解決,港府應馬上著手修訂相關法例,盡快提交上立法會,與立法會議員合作修補漏洞,杜絕「一契多伙」這種不合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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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財訊:【首爾直擊禁韓令】觀光業倒閉潮、導遊放無薪假,沒有大陸人的韓國比台灣更慘 (965)


文:陳彥淳|財訊雙週刊 第525期

在韓國工作的中文導遊朱莉因為中國觀光客不來了,她工作的旅行社無預警地宣布關門,一夕間朱莉失業了,心裡覺得很茫然。

位於首爾安國站的知名美妝店Etude House,是中國旅行團的必經之地,在店內工作的中國籍申小姐說:「3月15日後(禁韓令開始執行),站了一下午,一個團客也沒有,業續掉到剩三分之一,附近化妝品店已經開始裁員,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被裁員。」

韓國中國語觀光導遊協會嶺南支部總務理事羅燦善無奈表示,薩德事件雖然在去年就發生,但真正產生影響,是樂天事件出現後,「不到一個月,中國人全部不來了,現在超過六百位導遊被迫休息。」韓國中國語觀光導遊協會會長朴星蘭上週憂心地坐在首爾總部辦公室內,找來各地幹部思考對策。

商家倒店、退租另謀出路
員工人心惶惶 最大危機在5月報稅季

隸屬於文化觀光部旗下的韓國導遊協會副會長金利姬說:「事件結束最快要花一年,最慢可能要三年。」因為現在韓國不僅得面對中、美間的角力,還有棘手的北韓問題,「最麻煩的是,政府內部也還沒有穩定,禁韓令對於韓國觀光產業的衝擊,市場已經出現倒閉、失業潮,但我們認為最壞的情況還沒開始,大概要等到五月報稅的時候,才會大爆發!」

根據韓國官方統計出入境資料顯示,去年入境韓國的外國人為一千七百多萬人,其中以中國人數最多,約八百二十萬人,占比達47%,首度突破八百萬大關,創下歷史新高;而去年韓國免稅店市場規模約12.27兆韓元,中國消費占比達70%,如果中國遊客減半的情況持續一年,韓國免稅店銷售額將減少4.3兆韓元。

過去熱鬧的明洞大街上,如今人潮的確少了很多,仔細聆聽往來旅客的口音,馬上就會發現,說中文的中國人變少了,香港、東南亞口音的人變多,台灣人也不在少數;走在路上卻不時出現遷移到更外圍地方的商店告示,甚至,直接結束經營的空樓情況。

根據韓國媒體報導,隨著中國遊客的減少,已經造成明洞的店面租金行情下滑;報導引述明洞附近房仲業者指出,「中國遊客減少導致商家收入縮水,不少商家因為承擔不起高額房租,決定放棄經營另尋出路。」

同樣位於明洞商圈內,被視為中國人觀光指標的樂天百貨免稅店,朱莉形容「以前免稅店開門前,大家全部得提早排隊」;但是現在,店內工作人員卻比觀光客還要多。「客人至少比過去少了三成以上。」一位導遊觀察。韓國媒體則引述推測,市場龍頭樂天免稅店恐面臨上兆韓元的銷售損失,而最近兩三年才開幕的免稅店,甚至可能會因此倒閉。

陸客團多為「一條龍」模式
中國負毛利觀光團 當地業者沒賺頭

事實上,韓國觀光產業因為中國觀光客爆增,近年來包括飯店、導遊等相關配套的供給量都快速擴張。以中文導遊數量為例,朴星蘭指出,2014年約六千位,去年隨著中國觀光客達到高峰,中文導遊數量達到一萬人,兩年來足足增加66%;同時,飯店與免稅店也加碼擴張,尤其以濟州島最為積極,也成為禁韓令下另一個觀光重災區。

根據濟州島官方統計,去年到濟州島的外國遊客約360萬人次,其中超過85%是中國人;為了接待中國人,一二年濟州島只擁有約七千個房間,現在供應量已超過兩萬間。

「中國人一下子爆多,一下子又不見,我們早就看到風險,但政府卻沉溺在不斷創新高的觀光數字裡,根本沒有作為。」金利姬氣憤地說。問題就在於,中國觀光客的人數雖多,但就像過去在台灣的情況一樣,「一條龍」的觀光模式賺走了多數的觀光財;以濟州島為例,接待中國觀光客的旅行社中,有超過八成的觀光客源,只掌握在兩家旅行社手上。

朴星蘭說,在不斷創新高的中國觀光人數背後,其實是中國企業「負毛利團費」的操作手法,一些中國在韓國投資的旅行社,付錢買中國觀光客的人頭,消費的卻是他們自己開的飯店以及免稅店。「政府拿納稅人的錢補貼給這些觀光客,以為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但結果並沒有把財富留給韓國人。」金利姬表示。

有二十多年觀光產業經驗的朴星蘭也說,過去韓國觀光產業也曾面臨到市場急凍的情況,像是SARS和MERS疫情,「但我們知道那很快就會過去,而這次是政治問題,我們根本無能為力。」話鋒一轉,「當年獨島事件發生時,原本要去日本的中國觀光客大量轉向韓國,現在薩德事件發生,日本也開始祭出優惠吸引中國觀光客;但是,聽說有一群人已經要把一條龍的模式複製到日本。搶到中國觀光客數量,未必真正賺到錢。」

轉攻東南亞市場
積極培養導遊 景點增設泰、越語標示

包括金利姬與朴星蘭都希望,政府能藉著這次機會,重新整頓觀光產業,重新檢視分散風險的重要性,「身為中國的鄰居,韓國、台灣和日本應該要聯合起來,一起應對中國負毛利觀光團的問題才對。」金利姬半開玩笑地說。

現在不少韓國旅行社乾脆轉向東南亞市場,打出的口號便是:「請來沒有中國人的韓國旅遊」。根據韓國導遊協會的統計,去年前十月赴韓觀光的國家人數,第二位是日本,第三位是台灣,近年來東南亞旅客更是快速成長。

韓國政府正準備在原本只有中文的景點標示牌上,增加包括泰文、越南文等其他文字。「我們很多年前就對政府說,要培養其他語言的人才;但過去兩年,我們只增加了12位東南亞語的導遊,現在只好考慮以臨時證的方式,增加供給量。」金利姬無奈地說,培養一位外語導遊至少也要半年,對於韓國觀光產業來說,所有的挑戰和辛苦,現在才正要開始而已。

本文經財訊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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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氣短集:論曾俊華的政治前途

■曾俊華表示暫時會與家人休息一段時間,但亦表示有機會「有緣江湖再見」。資料圖片

塵埃落定,明顯看出北京的確在意香港「撕裂」;不過,這個在意,只限於統治集團內部,簡單說就是在意唐、梁板塊之間那道裂痕。
這次特首選舉,要義在於讓人更清楚看到香港高層政治生態,以及北京的干預角色。由此觀照「曾俊華現象」,分析他的個人政治去向,有助解答香港政經發展的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本地資產階級能否發展出自己的群眾性政黨?大家意識到,「曾俊華」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含金量極高的政治品牌,無論哪一方勢力都不能忽視,甚或要爭取為己有;他的個人政治取向和歸宿,因此具社會意義。

小板塊掌政 頂層失衡

2012年的選舉,梁營偷壘成功,導致香港商界頂層頭輕尾重地分裂、失衡。大板塊丟了政治地盤,屈居統治集團的內部反對派;小板塊得意忘形,看風駛盡隽,對龍頭老大只是招降納叛,無半點「只有香港營」的味道。政治上,梁營極左盲動,導致天下大亂,獨、自運動鵲起,唐營卻在旁邊看熱鬧,自由黨還不時向特府放冷箭。
此局面絕非北京所樂見,所以習氏一直對梁特非常冷淡,去年12月終於作出了斷,讓梁特下堂、梁營解散、梁板塊歸位。北京提拔林鄭,競選團隊主要由唐營人馬把持,並且在她的政綱裏點明要取回中策組踰僭的人事任命權,就是補救香港統治階級內部政經失衡的舉措。

分豬肉 港英容易特首難

凡在中環打過滾的人都知道,板塊之間鮮少可以和解,紛爭只能壓服,好聽點說是「擺平」。在港英年代,政府能夠扮演「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商業利益之爭控制在商業環節,商人不能犯上作亂,故政府管治權力始終穩固;維持這局面的條件有兩個,現在都不復存在。
一、制度原因:殖民地港督是英國從海外委派的,上任之時與本地商界板塊沒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按板塊自然比重及其變化進行經濟利益分配和政治權利微調,原有的政經平衡因此容易保持(這裏說的「政治權利」狹義地指獲得能夠影響最高決策的行會立會議席和重要公職等)。
但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直接來自本地利益集團,不然就是集團囊中物、代理人。利益分配失衡越來越嚴重,演化成政治上「不是梁風壓倒唐風,就是唐風壓倒梁風」的局面,兩者的鬥爭由裏及表,包掩不住。本來,中聯辦或可擔當「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無奈派來的京官本身就嚴重腐化,絕不滿足於蠅頭小利,而是要趕緊歸邊即食大茶飯之輩。
二、誘因轉變:殖民地時期,本地財團主要是英國資本,它們的第一利潤中心是香港,其他利潤中心也多半在新加坡或南非等前英國殖民地,而不是在英國本土。港督基本上是這些財團的政治效忠對象。但是,九十年代前後,英資逐步撤出,華資則在接手乃至幾乎囊括整個香港商界同時,開始在大陸建立另一利潤中心,而且比重越來越大。
在大陸逐利須與權力共謀。港資有優勢,大者能直達中共權力最上層,四十年來與一眾京官太子黨駙馬黨建立了非常個人的金權關係。港商要利益,京官有權力,你效忠於他,他就給好處。英殖時期那種本地財團直接而集中地效忠港府的模式完全改變了;港商與京官之間建立了另一套直接的金權紐帶,繞過香港地方一級權力機關(指特區政府和西環),猶可進行高利潤運作。但是,從地方一級管治效益看,這種「效忠分散」是不利的。尤其是像過去四、五年,香港管治機器被本地小板塊及在大陸處下風的江派把持,大板塊就不買賬,一擺姿態(例如撤資),中央就有反應,梁特就要下台。

「李家之城」 頂層穩定

然而,在「效忠分散」的格局下,換了是香港管治機器由本地大板塊及在大陸處上風的習派把持,管治還可以大致上如中央所冀望地相對穩定。這樣一種局面,無疑就是北京要透過這次特首選舉達致的。具體而言,中聯辦會變,共產黨會用它慣用的方法整頓:摻沙子、換班子。至於特區政府裏,今後五年或十年,會是唐風壓倒梁風,梁粉只留一兩個活口點綴;換句話說,從統治階級觀點看,由「李家之城」操控政府,是香港頂層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經濟實力與(狹義的)政治權利比較能夠匹配。
曾俊華就是在這樣的場景裏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台。然則,他既然敗選了,還有甚麼更長遠的政治作用、更積極的政治角色呢?
上面說過,這次選舉換人之後,會實現中央所冀望的頂層相對穩定。但是,這只是梳理了統治階級內部結構關係;除此之外,還有廣大民眾這一瓣要考慮。香港進入半開放社會之後,共產黨發覺,搞本地中產和知識階層民眾政治不是它的強項。
二十年來,當權派組織如民建聯、工聯會、大量新移民和「港漂」組織、各類型智庫喉媒、統戰機構如港區人大政協,再加上近年新出現的一眾「愛字幫」、「幫字派」等左派或極左組織,數目爆發性增長,資源要多少有多少,但是人心不回歸就是不回歸。2014年的佔領運動,主力參與者是八九十後。同時出現的自決和獨立運動,支持者本是青壯年居多,已經夠北京認輸了,現在日漸離心的,更不止於青壯年,那就更叫共產黨不安。抓不住中間民眾的心,只得貶踩民意,於是陷入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同路人──香港的資產階級,始終未能發展出有生命力的中產保守政黨。梁派不用說,葉劉的新民黨領導層會分裂。唐派靠的自由黨,長期都只是一個精英俱樂部。唐營需要的,一是能玩密室政治駕馭小圈子選舉的能力(這個已有),一是一個群眾性的中產保守政黨(這個未有);有這兩方面的政治能量,它方可在今後二、三十年甚或「後47」的階段裏穩掌香港統治機器。曾俊華橫空出世,給予唐營這方面的進一步想像和發展空間。

曾俊華的政治品牌優勢

是次選舉最後兩個星期,曾的個人魅力發揮到極致;單看他年逾花甲,卻在所有年齡組別裏同樣叫座,便證明他是搞民眾政治的天才、一筆絕對寶貴的政治資產,其「薯片叔叔」的品牌價值已經可以清楚估算,問題是他會把這筆資產押給誰?
答案他自己很可能已經知道。像他那種身價地位的人,決定辭職參選之前,一般會慎重考慮一旦敗選的最可能下一步。那一步是甚麼,筆者不擅長亦無條件替他作心理分析,只能客觀推導。他今後出路不外三條:退休享清福、以他的財金背景「搵真銀」、投身民眾政治。
有人會說,若他選擇從政,首先應該考慮服務民主派,因為按政治倫理,他這次能有驕人表現,先決條件是能夠入閘,而民主派百多張提名票是關鍵,況且他的支持者當中,淺黃佔比應該不低;也就是說,他欠了民主陣營一筆。
不過,這個想法有弱點。曾之前與民主派的協議,如果不包括敗選之後替民主派做事的話,便是一次過你情我願的交易:他從民主派那裏得到的是入閘和有所表現的機會,他給予民主派的是一個夢,或者說,是一個對共產黨的憎恨的表達和發洩機會;現在兩無拖欠。如果他是一個未出櫃的民主派,那是民主派走運;如果不是,後者不要表錯情。
筆者估計,薯片若決定以後從政,替唐派成立並領導一個略為親中的資產階級保守中產群眾性政黨,是最大可能。這個發展,共產黨絕對支持。
薯粉不必替他擔心,「美帝卧底」那回事,不過是「選舉語言」,而且中央從來沒親自說過,是梁派嘍囉或者幫港出聲那些傢伙的訛語;甚至可以估計,由於他搞中間民眾政治價值高,能共產黨所不能,已經有統戰部的人登門拜訪向他真誠道歉了。不然,甚麼叫包容?甚麼叫修補撕裂?共產黨的那些體己話可不是隨便對民主派說的。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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